中新社巴黎3月17日电 题：安德烈·马尔罗的“中国情结”与文化贡献
作者 沈大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作家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是一位驰名全球的法国传奇人物，2026年是他的50周年忌辰。这位作家、政治家、评论家对中国情有独钟，多部作品都是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和题材，为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作出过巨大贡献。
法国文化部已正式启动“2026，马尔罗年”，通过在全法国举办百余项活动，“展现这位富有远见的文化智者的方方面面”。一系列大规模追念马尔罗的国际文化活动也已启幕。马尔罗不仅是当代法国文豪，更是一位光扬世界文化遗产的推浪弄潮者。
展开剩余86%位于法国南锡的一处以马尔罗名字命名的文化中心。安德烈·马尔罗文化中心(CCAM)供图
两度访问中国
当然，马尔罗首先是一位20世纪的人文主义作家。我起始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他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任职时，受中国《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委托，特约法国龚古尔文学院院士、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罗布莱斯写了一篇关于“马尔罗与中国”的文章，由我译成中文在北京《十月》杂志上刊载。罗布莱斯的文章题为《马尔罗——中国革命的预言者》。罗布莱斯开篇谈及他自己于1935年读了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境遇》，“心中燃起一团火，渴求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于是，他自法国马赛乘船到越南海防，再奔到“云南府”(即昆明)，想由此进入中央苏区观看“另一种生活境遇”，但不幸途中染病，被迫返回，深感遗憾。
事实是，众多像罗布莱斯这样的年轻人，受到马尔罗小说的感召，产生了热烈的“中国情结”。英年早逝的法国作家兼记者彼埃尔·古赫塔德在自己的小说《红场》里这样描写法国当时青少年的思想状态：“《人类的境遇》中一些话，成了这些青年人在生命的悲剧性时刻获得启迪的箴言。”有人通过这部作品的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近日，在中国执教多年的法国专家梅涛也向我证实，《人类的境遇》当年确于法兰西文坛别开生面，读者反应强烈，社会效应深广，实可谓一个“奇迹”。
马尔罗1924年开始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人联系，公开痛斥法国殖民主义政策。翌年8月，他到香港和澳门，风闻中国内地的动荡，于1928年发表《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这是马尔罗创作早期的第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虽然情节虚构，表达的是作者个人革命浪漫主义的哲理，但向世界传递出法国社会革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在东方古国的回响，吸引了众多欧洲人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关注。
马尔罗作品《征服者》法文版封面。作者供图
影响更大的，则是马尔罗1931年再度到中国，写出小说《人类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并以此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还曾入选法国中学课本。该书起初流传的中译名是《人类的命运》。同《征服者》一样，《人类的境遇》也是虚构作品。观其叙述论议，小说虽文采遒劲，但非求其实，它仅以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为载体，情节事态几近荒诞。不过，马尔罗揭露了蒋介石血腥镇压上海工人起义，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在矛盾的境遇里博得热爱自由者的同情。或许，他是以“人类友爱”为主旨，引起了当年法国社会的共鸣。
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时，马尔罗宣称：“我唯一系于心怀的，就是表达人类的崇高意向。我在生活中曾经遇到过一些遭受镇压、后被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我正是为这些牺牲者而写作的。至于那些将欲望置于崇高之上的人，还是让他们远离这部书。因为，此书并不是为他们撰写的。”
一位反法西斯斗士
值此“马尔罗年”之际，笔者联想到逝者所怀的“中国情结”。马尔罗从年轻时就研究中华文化。如前所述，1925年和1931年，马尔罗曾两度访问中国。1965年，他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特使第三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接见，他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钦佩，一睹在中国大地上“人类境遇”的丕变。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还特约马尔罗详谈跟中国接触的体悟。
马尔罗曾于1927年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他在前半生一直倾向于共产党人。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爆发，具有冒险气质的马尔罗闻讯前往，自己充当飞行驾驶员，执行过多次任务，还在战斗中受过伤。1942年，马尔罗加入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运动”，化名“贝尔热上校”(le colonnel Berger)，一度被德寇逮捕关押。经营救出狱后，他领导了阿尔萨斯-洛林游击队，在彼结识戴高乐将军，成为戴氏的拥趸。自此，马尔罗彻底转向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戴高乐主义。戴高乐将军则视他为挚友，在其《希望回忆录》一书中赞扬道：“在辩论中遇到重大命题，他明晰的见地总能帮我驱散阴影。”巴黎解放后，马尔罗于1945年11月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新闻部长，后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文化部长。1969年4月戴高乐隐退，他随之辞去政府职务。同年底，马尔罗到戴高乐的故乡科龙贝双教堂与他崇拜的前总统叙谈，不觉时移。1970年11月12日，他到科隆贝双教堂参加了戴高乐将军葬礼，深切哀悼伟人辞世。事后，他曾向友人宣称：“那是一个真正为骑士举行的葬礼……本不应该把戴高乐将军的遗体放进一具棺木，而要让他像骑士一般悬驾于圆木高标。”
纪念马尔罗的法国相关出版物。李洋供图
倡导多元文化
马尔罗本人也颇像一位“文坛骑士”，他一生著作颇丰，除上述《征服者》《人类的境遇》和《希望》外，主要作品还有《西方的诱惑》(1926)、《王家大道》(1930)、《可鄙的时代》(1936)和晚年的《逆反回忆录》(1967)等。
其中，最引起笔者关注的是《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法国作家克洛德·普兰特别向我推荐这本书。在这部比较文学著作里，马尔罗通过一个旅法华人与一个到中国的法国漫游者之间的书信对话，表现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他写道，“西方精神始终力求赋予其所珍视的事物以永恒的特性，其中蕴含着一种征服时间、使时间成为形式囚徒的尝试。”他接着又说：“欧洲这座大墓地，只有征服者长眠于此。由于炫耀自己显赫的声名，而越来越悲伤。忍受孤寂的老兄，你留给我的只有一片荒芜的地平线和绝望的反照。”在此，作者发出的是否为现今所谓“西方衰落”的先声，亦未可知。诸事难以具论，但马尔罗却表露了自己并不赞同“西方文明优越论”，而趋向于探寻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一个西方人秉持这种观念，实为难能可贵。
马尔罗是一位知识渊博，辛勤耕耘的艺术史家，他最早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倡导多元文化，突出“艺术在人类命运中的关键地位”。在担任法国文化部长期间，马尔罗努力保护法国文化遗产，尤其注意让文化惠泽全民。马尔罗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家。1935年，他在国际作家协会发表演说，呼吁保护文化事业。1960年他远赴墨西哥，在北美发出拯救非洲努比亚遗址的号召。他重视各民族本地的智慧，拒绝任何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始终以个人在周游世界中的生活体验为本。
马尔罗是一位笃学文化人，但他并非出身于书香之家。1901年11月3日，他生于巴黎近郊邦迪森林镇。他的母亲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主的女儿，父亲是箍桶匠，均属庶民。马尔罗早年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梵文和汉语，对东方艺术和亚洲历史文化兴趣甚浓。为此，他很早就携妻克拉拉踏上柬埔寨的土地，直奔高棉密林中的吴哥窟，收集大量东方文化资料进行研究。他还驾飞机到非洲，找寻《圣经》中记载的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又译作希巴女王)遗址。他不停漫游世界，从中亚至北非，再到南美，踏遍世界知名艺术圣地，深层探究并发掘了艺术的广度和奥秘，不断丰富自己的普世艺术观，从而创立了以影视为传播形式的“想象艺术馆”。
我1978年初到法国，在巴黎大歌剧院观看芭蕾舞，从座位上抬头仰视歌剧院大厅的彩绘天花板，圆顶上面绘有《天鹅湖》《火鸟》和《魔笛》等舞剧的图案。听一起观剧的法国朋友介绍，这是夏加尔应时任文化部长马尔罗之请特意绘制的作品。实际上，夏加尔这位白俄罗斯血统的画家，在法国受到了马尔罗的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异邦发挥他的绘画才华。可见，马尔罗对艺术家的亲切关怀和爱护，对艺术创造的指导到了多么具体的程度，令众人难以忘怀。(完)
作者简介：
沈大力。作者供图
沈大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作家、历史学者、文学翻译家，1938年生于陕西延安，1947年参加撤离延安的长途行军。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随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法语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当选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会长。
1994年起陆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国东方语言学院讲学，被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评为教授兼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获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6年被颁授法国敬业金红十字勋章。有大量学术著作、译作及文学作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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