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10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万都行，但您得拿一样宝贝换。”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一九零零年八月，北京城的天已经塌了半边。
八国联军一路打进来，宫里那层金漆一下就掉了。慈禧带着光绪帝和一班随从，顾不上摆驾，也顾不上排场，匆匆忙忙往西边跑。平日里她一句话，底下人要跪着听，这会儿不成了，车马乱，行李少，路上连口热饭都难保。
她饿得受不了，身边太监偷偷挖了老百姓地里的红薯给她垫肚子。
偶尔能吃上一碗山西面食，都算运气不错。那股狼狈劲儿，不是装出来的，是实打实落在脚面上的灰，落在胃里的空。
也就是在这一路西逃的时候，内阁大臣桂春给山西富商乔致庸递了信，请乔家把慈禧、光绪到了山西后的吃住用度全担起来。朝廷再难看，招牌还在，乔致庸不敢慢。他接到信就吩咐大德通的大掌柜高钰去准备。高钰也是个麻利人，花了大价钱，把大德通里里外外收拾得像个临时行宫。
乔家专门请了几十个厨师，围着慈禧和光绪两个人转。前头还在路边啃红薯，转眼就有人端汤递菜，这反差不是一般的大。
慈禧头一回在乔家吃饭，竟吃得有些撑。说到底，不是她嘴馋，是先前那段逃亡路把人饿怕了。
接驾只是门面，难处还在后头。慈禧逃到山西，手里缺的不是脸面，是银子。
她和光绪到了那会儿，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几乎身无分文。话说得有点满，窘迫倒是真的。她把山西那些叫得上号的大富豪全召到一处开会，张口借钱。屋里坐的都是算盘打得噼啪响的人，真到掏银子的时候，反倒没人接话。世道已经乱成这样，今天借出去，明天还能不能见着回头钱，谁心里都没个底。
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乔家出来应声的，不是乔致庸本人，而是手下一个跑街的伙计，叫贾继英。他当场答应出钱，还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就这一句，场面一下子透了。朝廷要是真垮了，商人也别想着独善其身，票号靠的是商路，靠的是信用，乱世里这两样最不经折腾。
能坐实的，是乔家确实在众人沉默的时候站了出来，这一步没有退。
贾继英回去见乔致庸，把道理说得更明白。
国家若亡了，山西也跑不了，朝廷只要还在，借出去的钱就有讨回来的指望，朝廷若没了，所有生意都得跟着塌。乔致庸听完，不但没怪他擅自做主，反倒很看重，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
这话听着夸张，里头却藏着乔家的门道。它不是死守柜台的买卖，能让一个跑街的在关键时候拍板，说明这家人做生意，看的不只是眼前几张银票，还看世道，看风向，看谁手里握着最后那把秤。
还有个细节挺耐人寻味。
慈禧召集的是“在全国都数得着”的山西富豪，可满屋人愣是没人先开口。这不是他们不懂礼数，是大家都知道，银子一旦卷进朝局，就不再是买卖账，成了生死账。借出去，等于把自己和清廷拴在一条船上。船还能不能漂，谁也不敢拍胸口。
乔家敢接，不只是胆子大，更多是一种老商号的狠劲，明知前头是浑水，也要试着伸手去摸那块最深的石头。
慈禧也不是白拿人情的人。
事后她下令，把各省上缴户部的钱款交由乔致庸的大德通经营。
紧接着又写到，连庚子赔款本息约十亿两白银，也有乔家经营。这笔数，放在晚清，简直是个吓人的分量。
提到长达三十九年的经营权，话里有些地方不够严丝合缝，意思却十分清楚，乔家从这一步开始，不只是山西商帮里有头有脸的富户了，它碰到了朝廷的钱袋子，还碰得很深。
这就难怪别家晋商在风雨里越走越窄，乔家却往高处蹿。列强入侵，时局翻搅，革命浪头一阵接一阵，很多老票号的根基都被震松了，有的往后缩，有的直接散架。乔家的生意却顶着这股乱流往前拱，不但没受重创，反倒借着这场祸事站上了顶峰。说穿了，这不是运气突然砸到了头上，是它在最要命的时候，敢把银子往火里送，也敢把身家往朝廷那边压。
到了一九五一年，大德通才停业。
乔家大院后来成了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今天再看那座院子，砖墙还是砖墙，门楼还是门楼，热闹也还是热闹，可真正值钱的，不只是那些老屋老匾。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乔家当年那一下判断。别人看见的是太后落难，是朝廷张口借钱，是烫手山芋。乔家看见的，却是一条还能攥住的线。线那头拴着国运，也拴着自家的前程。
乱世里能把这笔账算明白的人，不多，乔家偏偏算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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